环境保护部审议并原则通过《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修改单

加大对基础研究领域的科研经费投入，同时改革科研经费管理制度，赋予研究人员更多自主权。

只要我们深刻认识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政治意义，将推进共同富裕作为重大政治问题来对待，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就一定能够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道路上行稳致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日益增强，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与呼唤越来越强烈。

推进共同富裕，就是从根本上防范化解这种风险的长久之策。还有一些国家，由于拥有某些能源或资源，一时拥有了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条件，当权者就借此向人民群众派发福利，从而赢得暂时的支持与拥护。社会主义以公平正义为崇高追求，同资本主义相比具有显著的价值优越性。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对于发展生产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也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其体制机制弊端决定了其无法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是贫困的积累这一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坚持把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推进共同富裕相结合，从制度和法治上保障了公平正义政治价值的不断实现。

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处理全局与局部、长远和当前、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利益关系，势必要出现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等现象，从而影响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既着力做大蛋糕，又坚持在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有机衔接的制度安排中分好蛋糕，凸显了公平正义在过程上的合理性。数字经济领域那些巨头企业，主要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常常兼有平台性和自营性两类业务，这意味着，它一方面向众多其他厂商开放平台，另一方面又经营着与其他厂商构成竞争关系的自营业务，因而自我优待行为就成为比较突出的议题。

所有的产业组织政策与规制措施，都不是要阻碍数字经济发展，而是要使数字经济更能促进繁荣与进步。可以预期，未来我国会对数字经济领域的资本扩张进行适当规制。阎立东（2019）则认为，数据是一种资产，其权属与价值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数字市场，无论是营业收入，还是活跃用户人数，或者在线时长，都难以单独成为衡量市场份额的指标，而数个指标的高低往往并不一致，从而使得市场结构分析框架缺乏一致认同的基础指标，并且进入壁垒、技术变革、创新迭代、商业生态可能比市场份额更能决定企业的竞争地位。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40多个州，就脸书阻断与其他应用程序之间的互操作性等行为，于2021年提起了反垄断诉讼。新经济将突破传统的金字塔纵向结构，向横向、互动、扁平的组织结构过渡，并将引发民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结构重大的变革。

因为无论有多么大的算力，无论有多么新的算法，都需要大数据作原料，都是对大数据进行开发和利用。因此，产品市场上的竞争者会进行位置军备竞赛（positional arms race），而资本会影响这场竞赛。而数字技术，则将信息的边际成本带到极低水平，乃至趋近于零。显然，刘鹤对互联网等新经济行业在产业组织方面所呈现出的不同于钢铁、汽车等传统行业的新特征，以及这些新特征与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独到分析。

然而，数字经济的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到底由什么具体因素所推动，其产业组织的深刻变化究竟缘何出现，反垄断和规制政策是否会因此而面临重大新挑战，却缺乏足够多的研究，或者缺乏足够全面的共识。从已有现象和萌动苗头来看，这些新公害主要表现为如下四大方面。巴苏和考希克（2021）的研究显示，数字技术对市场产生了颠覆性影响，譬如导致市场搜索成本大幅度下降，从而把全球经济带入锯齿型产业组织时代，使得企业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来实施价格歧视等策略性行为。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数字经济的首要内生特性，是信息产品的非争夺性（nonrival）。算法模型可以快速地、有目的地将大数据分析结果与特定客户群体、特定供应商群体或其他群体进行关联。

信息产品的非争夺性、信息的边际成本趋零、数字市场在线不在场、大数据成为关键投入品，这四大内生特性，不但在很大程度上由数字经济本身所定义，必将推动数字经济按照自己的定义不断向前发展，而且也将给工业革命所定义的产业组织和经济秩序，乃至人的认知和社会文化，带来冲击和挑战。数字经济产业组织的分析框架，将不再把市场结构放在核心位置，而重点关注典型的策略性新式行为，特别是要遏制数据和算法问题造成的新公害。

农业经济的主要产品是农产品，工业经济的主要产品是工业制成品，它们都是物质产品，具有争夺性（rival），一件产品被这一客户购买和使用了，就不能再被那一客户购买和使用，必须要再生产另一件产品供其他人购买和使用。从已经显示的趋势来看，数字技术极有可能是新通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数字企业开发的算法和其他自动化程序，譬如人工智能程序等等，可以对大数据进行快速处理和系统性使用，使用方向可以是歧视性、差别化定价与交易，可以是精准推送，也可以是强化自我地位的排他性行为，以及现在还难以想象的任何其他行为。但大数据和算法等技术改变了这一切。Calvano和Polo（2021）从创新的视角，分析的数字市场的网络效应、数据的重要性以及高集中度现象，强调反垄断政策不应该伤害创新激励机制。但定性为必需设施，至今为止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具体标准。

此后，我国连续颁布了十几份针对数字经济的规范性文件，并开始了规制行动。数字经济领域创迭型产业的市场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内生性。

而所谓的杀手型并购，在很多时候也与获取客户数据和算法技术有关。我们必须认识到，数字技术正在成为新通用技术，而数字经济的几个内生特性，对工业革命所定义的产业组织和经济秩序带来了重大冲击。

从技术应用和产品用途创新的角度来看，一些新生的细分行业不是由已有的市场需求来定义、来引领，而要由企业家根据潜在需求和可能需求来创制、来发展。毋庸讳言，资本市场的确存在大量的竞争和反竞争行为，不但包括对自己创新路线的描述和对创新前景的展望，也包括对竞争对手创新能力的隐瞒或贬低，以及包括对融资估值的技术性操作和情绪化煽动，其中一些行为可能触犯法律法规，或者自律准则。

因此，数据权属，特别是数据采集权，是所有必要规制的基石。现在，数字技术正在成为新通用技术、大数据正在成为关键投入品，但是，数据的采集、流转、加工、利用，以及算法的设计和使用，因为是全新事物，如果长期处于规制缺失状态，就会刺激对数据的滥采滥用、对算法的不当和过度使用，自然而然地造成数据和算法带来的新公害。这些技术不断获得突破，极大地降低了大数据处理成本，并极大地激发了对大数据的需求。数据权属方面的制度安排，一方面与个体权利、个体利益、个体安全感有关，另一方面又与数字企业的资产、竞争力、市场优势有关，而这两个方面存在天然的张力。

而信息产品则完全不是这样，这一客户在购买、使用的时候，只要存在一些基础设施，就并不妨碍另一客户同时购买、使用，至少并不需要增加显著的成本就可以让另一个人同时购买、使用。不过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审视上述新式行为。

电商平台收集其他卖家数据来帮助自营商品的营销，也属于自我优待行为，但这种行为涉及其他卖家的数据权属和数据使用规则问题，需要从数据治理角度，而不是从自我优待角度，来进行规制。第四是差别化定价（discriminating pricing）与补贴（subsidizing）。

新事物的出现，会引致诸多企业追逐。经过一段时期发展之后，数字经济许多细分行业的企业，就开始自己采集和加工数据，广泛运用于经营当中，并以此开展一些策略性竞争行为，譬如电商企业，开始仅仅是集合商品供方和需方的信息，形成简单的线上交易平台，而后来则大量收集和分析商家、客户的数据，以推动精准营销、智能匹配，以及推行自我优待、拒绝交易。

世界上最早、最完备地建立产权体系的国家是英国，这个过程经历了诉讼与判决互动、普通法与衡平法交织的数百年漫长时间。Eisenmann等（2006，2011）对双边市场平台的竞争行为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认为这个市场存在着赢家通吃倾向，企业在定价策略上面临着复杂的选择，并发展为商业生态竞争。而禁止链接、禁止互操作性等等，如果出于防止其他企业进入平台企业的生态系统搭便车，这样的拒绝交易恰恰属于自我保护行为，只不过利用算法而实施的封禁因其自动性而造成了交涉困难。缺乏极大量和多种类、关联与合成这几个要点，数据就难以产生价值。

美国《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报告》就指出，脸书利用其资本雄厚的优势，对一些小企业实行了杀手式收购，并大量收集用户信息用于精准推送线上广告。对数据和算法的利用，完全可以系统性地识别、利用甚至放大人性弱点，对缺乏自制力的人群不断推送产品和服务、对不同群体进行不同情绪的激发。

经济学家Bresnahan和Trajtenberg（1995）认为，通用技术不但能广泛应用到其他部门，而且其自身有着巨大的技术突破和成本下降空间，并带动新产品、新业务不断出现，从而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在工业经济时代，信息、资料、数据也非常重要，但只有那些具有目的性、含有针对性的少数数据具有可用性，个人的绝大多数活动、行为，以及观点、意见，就像身上散发出和蒸发掉的汗水，并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美国一些议员提出了《数据问责和透明度法（草案）》和《算法问责法（草案）》。但是，这两个方面往往存在短期冲突，而且创新往往由少数企业家、投资家所推动。